武汉市12个基层法院开展调解合作，从2018年3月到2023年12月，共受理法院委派或委托的调解案件24146件；去年首批入库首席法律咨询专家395人，今年拓展到827人……在多元解纷、困境未成年人帮扶、法律志愿服务方面武汉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注入强大动力。

  走进武汉市法学会社会纠纷多元化解研究会的调解庭，总干事曹红玲熟练地打开“在线调解室”系统，一件法院委托过来的调解案件正在等待受理。该系统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了数据互通，受理案件后，证据材料、电子卷宗等同步传送，调解员能够最终靠电话、视频与当事人展开线上调解，大大节约了人员成本和时间成本。

  今年3月，一起纪念币投资案由法院委托给研究会会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宫步坦进行调解。这起案件涉及30位投资人，时间跨度9年，投资人年龄偏大、法律知识淡薄，经历了报警、立案、撤案等诸多程序，调解过程中一度情绪激动。对此，宫步坦和小组成员耐心安抚投资人的焦虑情绪，运用专业相关知识分析现状，制定减少损失的方案，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申请人按照特殊的比例返还纪念币投资款项，30件诉讼案一并案结事了。

  今年，武汉市法学会在研究会建立示范基层服务站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室，研究会的法律服务工作不断向社区拓展。

  “涉及到婚姻家庭纠纷，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一纸判决往往案结事未了，需要各方面力量多元化解纠纷更能达到最优解效果。”武汉市妇联与市法学会共建基层服务站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万萍感慨。

  武汉市妇联设有维权咨询服务中心，每年接访量在1000件以上。今年4月，武汉市法学会在市妇联打造了基层服务站，携手服务妇女群众。前不久，一起棘手的抚养权官司找到市妇联。原来，一对夫妻协议离婚，女儿由男方抚养，离婚后不久，已怀孕的女方又生育一男孩，由女方抚养。因去年男孩玩滑梯不小心摔伤，男方认为女方家人照顾不周，直接将男孩接回家，不让女方再抚养，甚至不让见面。女方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决男孩由女方抚养。女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告知男方拒不执行，将追究法律责任。但男方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宁愿被拘留也不愿意将孩子交给女方。

  武汉市妇联邀请万萍共同参与调解。“男方好几次问我拒不执行判决会判几年，甚至更换了公司法人，为可能被判刑作准备。”万萍说：“我们除了向男方讲法律，更多讲这种对抗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时劝解女方别急于通过执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要解开心结，以两个孩子健康生活和成长为出发点，协商处理问题。”经过多次努力，双方终于同意暂时维持现状，明确孩子的探视权问题。

  据武汉市妇联权益部相关负责的人介绍，在市妇联维权咨询服务中心共建基层服务站，邀请相关教授、检察官、律师担任首席专家，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同时在全市16个区各选1个社区试点“幸福家”婚姻家庭调适项目，采取“线下服务+线上预约”方式，提供“家门口”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服务。

  “我们把加强法学会基层服务站建设、深入开展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作为平安武汉、法治武汉建设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武汉市今年示范打造35个基层服务站，其中市级8个，分别建在市信访局、市司法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6个行业部门和群团组织、1个企业、1个研究会；区级27个，包括16个区综治中心、1个街道、1个社区、9个户外工作者驿站。

  有了阵地和队伍，“首席”法律服务不断向群众“家门口”延伸：基层服务站点嵌入区综治中心，保障实体化运行，打造“群众吹哨、首席报到”阵地。开展“双百报告会”“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集聚区法治宣讲”等活动495场。依托户外工作者驿站建立基层服务站，首席专家、社区律师、民警、网格长等组成服务团队，由坐堂“问诊”转变为主动下基层“接诊”，切实为户外工作者和居民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服务。

  “未来我们还将逐步加强首席专家规范化管理，逐步推动基层服务站示范化建设运行，进一步发挥法学会‘智囊团’作用，逐步形成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法学会基层服务工作体系，为法治武汉建设开辟新路径。”武汉市法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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