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监狱女警官，46岁毅然决定辞职，开始收养被社会遗忘的服刑人员子女，“既然没人管罪犯的孩子，那么我来管！”收到来自监狱的无数封感谢信，更是被民政部的提出表扬！然而却又遭媒体集体炮轰，被指以慈善之名牟利。

  1995年，时任陕西省监狱一级警督的张淑琴，在长期的监狱采访，与犯罪人员的接触中，她发现了一群特殊的孩子。

  那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他们既没有关心照顾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像贫困儿童一样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救助。他们或乞讨流浪，或被坏人唆使最终走上了和父母一样的道路。

  为了圆女犯人想要见孩子一面的想法，张淑琴翻山越岭总算找到了犯人所在的村子，却被告知，两个孩子在山里走丢了。

  张淑琴不信邪，四处打探孩子的消息，最终在深山里找到了两个孩子。两个加在一起还不到10岁的小姑娘，在深山里给人放牛。她们身上遍体鳞伤，手上也全都是伤疤，脚上的鞋子烂的根本没法穿。

  张淑琴带着两个小女孩回到陕西监狱，见到了她们的妈妈。一时间，监狱炸锅了，无数犯人找过来，祈求张淑琴帮他们去找孩子。

  其中有一对犯人夫妻，拜托张淑琴去找他们的五个孩子。当找到这家的时候，只剩下四个孩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两口破旧的窑洞，炕上连个席子都没有，只铺着一层硬纸片。张淑琴看着心里难过，一转头看见门口有一片麦田，开口问：“谁家的麦子？”

  “我跪在地上，用镰刀割成小捆，然后让孩子们扛回家。”听到这里，张淑琴早已泣不成声。

  回去之后，她把自己的感触和对孩子们未来的担忧，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在了监狱内的报纸上。没想到发布之后没多久，张淑琴就收到了几十封罪犯的来信。

  信上的内容大多都是对于孩子的担心。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孩子们的事情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服刑人员服刑，孩子该怎么去办？”

  为了可以帮助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张淑琴找到了民政部门，对方却说“我们只管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这群孩子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

  紧接着她又找到国家司法部门，司法部门说：“我们就管理犯人，犯人的孩子不归我们管。”

  孩子们成了她心上的一道疤，一说起来就忍不住想哭。周围的同事、领导听见她旧调重弹，立马痛斥：“那么多好人家的孩子都管不过来，那些罪犯的孩子你管他们干什么？”

  面对质疑，张淑琴没有像之前一样急于解释。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离职，既然没人管罪犯的孩子，那就由她来管。

  1996年3月，全国第一所无偿代教代养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正式成立，后取名为“太阳村”，而张淑琴也从警察变成了一名“特殊”的村长。

  太阳村刚刚成立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寻找。为了可以找回服刑人员的孩子，张淑琴和她的小伙伴们，跋山涉水，翻越几千公里去寻找。

  有时候道路不通，她们就下车步行。条件艰苦、奔波劳碌这些在张淑琴眼里都不算得上什么，最让人心寒的是世态炎凉。

  黑豆的妈妈因为杀害父亲入了狱，因为是杀人犯的儿子，村上没人喜欢他。就连伯父和姨妈也恨不得把他推得远远地。

  当张淑琴找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小羊高的小孩正在帮代养人放羊。他的头上和身上都是伤疤，门牙被人打掉了，看见陌生人过去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6岁的小芹和8岁的小艳，在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里帮人放牛、养猪。每天她们都背着几十斤重的猪草在崎岖的山道上穿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连人带东西一起摔进沟里······

  每找到一个孩子，就等于亲手掀开了一段血淋淋的故事。在每个稚嫩的肩膀下面，都藏着一段让人动容的过往。

  孩子们找到了，太阳村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了。在建立西安太阳村初期，没有钱，张淑琴就带着孩子们去捡麦穗，捡废品挣钱。她经常说“孩子们是苦孩子，跟着我过得也是穷日子，但是穷人的孩子得有志气，得能当家。”

  太阳村成立初期，资金困难，不少元老成员相继退出，只有张淑琴从始至终坚持着。为了可以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她今天到这家企业，明天到那家单位，拉下脸来求人。

  厂子效益好，她就要钱。企业经济不景气，她就鼓动他们捐东西，什么米、面、图书玩具，只要是能用的她全都要。

  碰钉子、看冷脸，被人冷嘲热讽，甚至是坐冷板凳，那些年张淑琴几乎每天都要经历很多次。

  有一个月，张淑琴连续跑了五六十家企业，愣是一分钱的赞助都没拿到，甚至被别人当成了笑话，说她是“丐帮帮主”。

  面对别人的嘲笑，她无奈一笑，“我宁愿自己去讨饭，也不愿孩子们受苦。相比较而言，还是孩子们健康长大、成才最重要。”

  失去父母庇佑的孩子可怜，但是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也很难管教。他们有的亲眼目睹了父母被警车拉走、被警察抓走。在他们年幼的心灵里，警察就是害他们一家人分离的坏人，所以，这样的孩子对警察天生就有仇视。

  为了改变孩子们偏执的思想，每次张淑琴见孩子们都会穿上自己的警服。她要让孩子们知道，人民警察对待罪犯铁面无私，但是并不是铁石心肠。现在帮他们，给他们温暖家的也是人民警察。时间长了，小孩子就会慢慢消除对警察的误会，从心里信任警察。

  无论父母是身陷牢狱还是远在他方，孩子永远是他们最割舍不下的牵挂。孩子在监狱外的生存，一直紧紧地拉扯着他们的心，为了孩子他们会绝食、越狱、甚至是自杀。

  为了能让在监狱内的罪犯安心改造，张淑琴年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克服重重困难去看他们。当看见孩子和父母抱在一起痛哭时，她感觉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二十几年来，张淑琴收到无数封来自监狱的感谢信，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在监狱内服刑的父母看到了出去后的新希望。在太阳村这群孩子的父母，百分之九十八在监狱内都得到了减刑、表彰和奖励。

  张淑琴建立的太阳村，不仅照亮了孩子们未来的路，也照亮了父母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让两代人获得了重生。

  太阳村只是对父母还在服刑的孩子们进行代养，一旦父母出狱或者孩子们成年，都是要离开的。所以，张淑琴十分注重培养小孩子们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她手把手教孩子们种地，洗衣，做饭，让他们出了社会也能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对于12岁以上的孩子，就教他们可以养活自己的手艺，例如，木工、美容美发等。

  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要离开儿童村的时候，张淑琴会提前把孩子们的工作安排好。根据他们的能力，联系单位让他们去酒店或者工厂工作。

  二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一茬茬长大，就像春天撒下的花种子，在太阳温暖的照耀下，姹紫嫣红地盛开着。他们从太阳村出发，昂首挺胸地走向社会。他们中有人继续上学深造，有人选择成为人民子弟兵，护佑一方安宁。

  瘦小的黑豆长成了一个帅小伙，如今成了厨艺了得的厨师。小芹小艳姐妹俩，选择了服装行业，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家裁缝店。

  孩子们长大了，张淑琴也老了，从“张阿姨”变成了“张奶奶”。但是她帮助孩子们的心，还是一如既往。她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帮助一百万个孩子，用太阳村的力量去温暖那些孩子们的心。”

  太阳村1996年成立，但是始终没在慈善上取得合法地位。张淑琴只可以通过工商注册，选择用迂回的方式，用企业挣钱来养孩子。而这也是《中国周刊》记者发出疑问的根本原因。

  记者表示，如果太阳村作为一个企业存在，就必须要照章纳税，在政府部门能够查到的纳税金额是3万元。但是太阳村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光是组织爱心人士认捐果树，一年的收入就在80万到100万。所以记者对太阳村每年纳税3万，表示疑惑。

  如果太阳村是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存在，那么就必须详细公开自己的收入以及支出，否则不足以让大家信服。

  在面对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质疑时，张淑琴表示：“我问心无愧，谁来查都可以，但是账目你没有权利让我公开。”

  张淑琴介绍说：“爱心人士认领果树，当年这棵树结的果子都归认领人所有”。她认为这是双方互利互惠的好事，她获得了钱养育孩子们，认领人得到了果子和“奉献爱心”的好名声。

  对于社会大众质疑的钱款去向，太阳村的工作人员表示，“你们不能光看我们挣了多少钱，也要算成本啊！工人工资、租赁土地、各省太阳村的行政费用、人员工资等，全都需要总部来承担。”

  媒体的质疑并不是无的放矢，一些慈善组织因为监管真空，财富背后确实存在较多黑洞。而张淑琴创办的太阳村，确实帮助到了这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们，也给了他们健康成长的环境，这一点就让我们许多人望尘莫及。

  几十年年风雨无阻地坚持，张淑琴和她的团队在全国建立了9家太阳村，共同救助了六千多名孩子，除此之外，还对超过3000名各地服刑人员子女给予了各种支持与救援。

  张淑琴用实际行动，给予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处。为这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了一片阳光的天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