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一个各式各样的‘叙事陷阱’泛滥的时代，我想特别提示警醒我们在未来的旅途中不要掉入 ‘叙事陷阱’。”6月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毕业致辞中提醒台下的同学不要陷入种种“叙事陷阱”，其中也包括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叙事陷阱”。

  刘俏的提醒可能不只适用于毕业生。在当下的言论市场上充斥着种种对中国经济前景截然相反的判断，人们习惯于陷入立场之争，却往往忽视了构建不同立场所依赖的事实与逻辑。对于中国经济前景为何会产生不同的“叙事”？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刘俏，请他解读有关中国经济“叙事”的底层逻辑。

  刘俏：近年来，言论市场比较大的变化在于社会化媒体崛起，观点表达更容易。导致我们正真看到的观点很多，但是较少讨论观点背后的事实、底层逻辑。在社会化媒体上，越是极端的观点，越容易获得流量，从而形成一个负向反馈的机制。但我想一个正确的叙事，需要基于事实，再对事实有合理的解读。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同叙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它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目前对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前景存在一类“叙事陷阱”，即“中国登顶论”，主要存在于西方舆论场。

  刘俏：我一直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取决于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别是如何预测它未来的趋势。

  对于“中国登顶论”而言，底层逻辑便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然下降，就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所经历的一样，比如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不足1％，对应的经济提高速度为2％左右。因此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至2％以内的情况下，经济提高速度很难维持比较高的水平。这样的判断基于过往历史，认为中国必将加入“低增长阵营”，加之中国经济本就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更增添了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

  因此分歧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没有可能在已经下降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到一个是合理的的水平，达到2％，甚至更高的水平，实现“V型反弹”。

  我认为能够最终靠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途径，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V型反弹”，并且认为有足够的积极因素支撑这一判断。比如对于现有产业而言，通过技术转型、能源转型，能轻松实现“再工业化”；再比如未来还有很多投资机遇，诸如新基建、民生等领域，这些有效投资也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要将这一些因素的作用充分的发挥，从理论变为现实，依然存在挑战，但这不妨碍证明中国在面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时有系统性的应对方略。

  刘俏：按照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稳步的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来源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因素带来的同样要素的额外产出，比如投入同样数量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不同的营商环境之中，产出并不一样。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等因素也在影响经济稳步的增长，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比较高，常年在4％以上。我们曾进行过数据分析，从 1979年到2022年，GDP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关联系数高达81％，两者高度契合。

  近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即完成工业化，以基建、房地产，以及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为主要支撑的投资周期进入尾声，再加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

  在美国等工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致占比GDP增速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1％，对应的GDP增速是2.5％。在未来一段时间，至少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应该GDP增速达到5％左右，直到“十六五”期间可以将目标下调到4.5％左右，这样到2035年我们才有比较大的把握实现GDP总量相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

  另外，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其正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为核心标志。按照我的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某一些程度上可以“画上等号”。当然，作为理论体系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更丰富，但这也构成了当下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背景。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抱有如此信心，认为其可以驱动“再工业化”？

  刘俏：在人类的历史中，95％的时间经济稳步的增长都非常缓慢，人类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来临之后。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无非集中在两点：一是改变能源，从生物质能源到化石能源，再到电能；二是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方式，包括出行、通信方式，从电报到电话，再到互联网，本质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突破各种限制。从长期主义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未来的50—100年，能源领域、人与人的交互方式必然再次发生改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入口处，人们即将看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与此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这次站在起跑线上。

  《中国新闻周刊》：从历史规律来看，服务业占比上升通常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低，保证特殊的比例的制造业占比是不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V型反弹”的重要条件？

  刘俏：几乎所有工业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都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足的挑战，中国现在也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中国的特点就是制造业占GDP比例相比来说较高，一方面可能引发产能过剩的隐忧，另一方面意味着制造业存在转型空间。我不想强调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特殊的比例，才可能实现2％或者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但是制造业规模比较大，并且其正在迭代，进行智能化、绿色化等转型的动能很足，这对于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回升是重要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在国际产业链重组的当下，面对制造业外移的压力，我们怎么样保持制造业占比较大的优势？

  刘俏：目前制造业占比GDP并未下滑，依然达到27％，第二产业占比GDP依然比较高。美国第三产业占比GDP 80％以上，但这一数字在中国处在53％—54％之间。但是目前确实有制造业向海外，特别是向东南亚国家外移的现象。

  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中间偏下游的位置，如果未来向上游攀升，掌握核心技术、品牌，控制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意味着到时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力或者说创造价值增加值的能力会更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可能也会更大，届时对于产业“空心化”的忧虑也会更少。

  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制造业外移，关注其外移原因，究竟是因为营商环境变化，还是因为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国制造设置关税壁垒，中国企业不得不将产能外移以便进入国外市场。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中国企业仍在控制产业链上游，这是一种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自主选择。但是对那些本可以留下，却选择离开的制造业则需要追问离开的原因，反思营商环境出没出现问题。因此对于制造业外移，特别是下游组装部门外移不能一概而论，而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推出政策。

  4月28日，在一重龙申（齐齐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厂区进行风电叶片生产作业。图/新华

  刘俏：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强调的一种论调，按照他们对于“产能过剩”的理解，难道出口就意味“产能过剩”？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日本汽车业八成市场在海外，不能据此判断日本汽车业存在“产能过剩”。

  目前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更多针对“新三样”而言，中国产能占比全球确实比较高，国内市场无法消化，企业之间“卷”得很厉害。但是能源转型是全世界多数人的价值判断，甚至在中美分歧如此之大的当下，在应对气候议题时两国比较理性的主流观点依然比较契合。中国只是在这方面的投入比较早，而且已经落实到行动上，指责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难以成立。

  当然，我也不会一概而论认为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供给与可支付的需求失衡时，都可能面临产能过剩，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比如投资“铁公基”项目产生的边际价值已经比较小，经过二三十年的高强度投资，这一领域的投资周期已确定进入尾声，如果依然依靠投资“铁公基”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必然进一步带来产能过剩。

  但是针对一些新兴领域，反而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比如碳中和领域，按照《巴黎协定》的约定，到2050年时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之内，大家认为已经难以实现，甚至认为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之内都难度颇高，因为其背后需要大体量投资，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2030年开始，全世界每年投入10万亿美元才有机会完成这一目标。按照我们的测算，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要300万亿元的投资。

  当然，我们可能同样需要反思，我们习惯于以“政府+市场”的模式将一个行业迅速做到“内卷”的程度，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这对行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也不是一个好现象。政府与企业都应该思考，投资应该更多着眼于长远，进一步夯实核心优势，而非更多着眼于短期内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加定价权。

  刘俏：任何产能过剩都是相对于需求而言。我们现在经常讲如何更好地推动新兴起的产业发展，更加强调供给端，认为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二路径。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先立后破，应该“立”什么？我认为任何新兴技术一定有其应用场景，在“立”的过程中也要考虑需求端，对于有效需求来做预判，另外也要考虑做好哪些事情能更好地释放有效需求。目前对一些新兴起的产业的投资策略不一定特别合理，根本原因也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有几率存在不平衡，我们在进行修正时也需要仔细考虑从需求端出台一些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政策。

  刘俏：我认为宏观政策在发生一些变化，向需求端倾斜，比如前一段时间央行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平台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提供再贷款。但是我认为宏观政策对于需求端的关注仍然不够。比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确定发行超长期限特别国债1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发行进度比较慢，部分原因是特别国债仍然侧重供给端，需要项目支撑，但是在投资领域缺少好项目。

  当前急需强化市场信心、企业信心、消费者信心，以及真实需求的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就需要政策在需求端发力。尤其是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会出现短期失衡，导致就业压力较大。包括大量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中小微企业经营者，解决了八成以上的就业问题，他们距离需求端更近，如果宏观政策向需求端倾斜，他们也是受益者。

  宏观政策向需求端倾斜的方法很多，比如能否给中小微企业减免部分税负，能否向中低收入群体直接转移支付，通过发放现金券等方式拉动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再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一些购房者的压力。这些都需要资金，也是政府可优先考虑投入的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看好诸如能源转型带来的投资机遇，但是资产金额来源是什么？国债是不是应该承担较为重要的角色？

  刘俏：国债不可能是重要的资产金额来源，但它确实是“药引子”。对于一些关键领域，政府主导的投资应该适当增加关注。当然，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肯定需要最大限度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把民间资本、居民储蓄转化为新兴起的产业所需的产业资本。目前我们的钱很多，但产业资本很少。比如美国市值最高的三家上市公司，英伟达、微软与苹果市值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70万亿元人民币，而A股市场5300多家上市公司，比较惨淡的时候总市值不足80万亿元。这与A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以及盈利能力能否给投资者信心相关，可见产业资本并未很好地形成。

  我认为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可以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

  一方面是基础性研究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支持。目前中国基础研究费用大概只占到研发费用的6.5％，投入2212亿元，美国大概是这一水平的5倍。基础性研究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成本由投资者承担，但是整个社会因此受益，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投资责任。同时企业也应该意识到，投资基础研究是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在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中约35％的份额由企业承担，但是在中国这一比例仅有9％左右。

  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目前在很多领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面临制度掣肘。比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非常之大，但要增加产业资本投入，进行集约化生产，其中涉及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改革。另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不彻底，非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之间有18％的差额，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超过2.5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并没有城镇户籍，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意愿必然受一定的影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一定通过技术变革，也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一些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素，政府投资也应该着眼于这些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除去宏观政策向需求端适度倾斜，对于政府与企业应对当下的经济周期你还有哪些建议？

  刘俏：政府不能抽象地谈论营商环境改善，而是要解决营商环境出现的具体问题，一个具体的事例就会对企业家信心造成巨大的伤害。需要思考为什么在决策层不断强调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同时，一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具体事例又在动摇信心，我认为需要对这些明显问题进行归类后具体解决。比如很多企业应收账款很高，导致一些企业可能账面上有出售的收益，但是没有真实的现金流，企业拿什么投资、分红？可优先考虑进一步把整治拖欠企业款项，特别是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作为一个专项工作来解决。

  对公司家而言，一些建议可能会显得无力，但我认为做企业从来都很难，我们曾对美国企业发展史做过研究，相当比例的优秀企业诞生在危机时刻，也就是经济下行周期之中，他们往往在投融资方面展现出更好的纪律性，在经营方面也足够谨慎。对于企业而言，当前最重要的肯定是活下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需要面向未来做一些增加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投资，尽可能的避免陷入债务危机，尽可能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去创造价值。如果一家公司能按照这种信念走过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拥有完全不一样的基因，当他再去面对未来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时，能更好地适应与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