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恋爱婚姻相关的行业被逐渐细化的时代,婚姻咨询师这样一个职业也被重新定义着。
出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男人会在婚姻之外另寻新欢,出于保卫婚姻的需求,使得婚姻咨询师增添了新的业务——劝退第三者。当然,这项服务的要价也不菲,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
这项业务进行的几年里,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于是今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上,提出了这行应遵守的“三大纪律”、“九项注意”。其中,包括认真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绝对保守“二奶、小三”的个人隐私;“劝退言行”不得刺激“小三”;“移情疗法”不得爱上“小三”等。
凌晨两点,小晴(化名)再次被一阵刺耳的铃声惊醒。还没有来得及作出适当的回应,一阵歇斯底里的狂吼已经灌入耳膜:“你们能不能帮我杀了那个!”“做掉她!”……
小晴很快清醒过来,开始以专业的口吻应对深夜骚扰的客户。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安慰她们几句,心情不好时,她也会决绝地说:“公司有规定,若不是特殊情况,客户不能在下班时间骚扰咨询师,我明天一早再回复您吧。”
小晴的工作就是被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小三劝退师”。只是在行内,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称谓,而是更希望人们能被称为“挽救爱情大师”或是“婚姻守卫师”。“因为除了劝退小三,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这份工作并不像电影《分手大师》里那样有趣,其实很苦很累心。”
小三劝退师,又称婚姻咨询师,能进行“婚外情处理”,他们身怀三十六计,用离间计、经济利诱等手段来帮“正室”劝退小三。从“婚姻状况咨询”到“婚外情处理”,他们根据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的难易程度收费,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
在成为小三劝退师以前,他经历过两次被劈腿的经历,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再遭遇这种痛苦,他“认真学习各种恋爱学知识,百炼成钢后,觉得应该把掌握的理论教给更多人”。那时他的工作就是用恋爱学教学员如何泡妞,再带学员到夜场实战。然而,当慢慢的变多学员“出山”之后,康纳忽然觉得,“有些人是感情骗子,教会了一个人可能会害了一些女孩,很造孽,这才转型”。
康纳说,自己是在2007年开始经营这项业务,“彼时,这样的领域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都是空白的”。
按照他的说法,现在一天至少接到两百个电话,只是超七成为无效电话。有人打来电话一张口就说:“我要做掉那个小。”也有人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控诉小三的各种不是。而这些电话有时甚至会在凌晨三四点响起。
打来电话不单单是“正室”的“专利”,偶尔也有“小三”求教如何能“坐正”(粤语:从小三变为合法妻子)。不过在行内,有不成文的“行规”:一般不接这种业务。另外,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来者是小三假扮“正室”,咨询师们在接单前会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照片等各类资料作为判断标准。
在康纳看来,劝退小三、挽救夫妻感情远比“把妹”难得多。没有统一的辅导模式,没有细致的记录,有时说不清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甚至无法说明效果。丈夫妻子的关系是否真正获得了改变,只有当事人来评判。因此,尽管开出了动辄数十万元的“天价”,但由于模糊的评判模式导致了一些咨询师在提供咨询后没办法收到钱。
“和鉴黄师一样吧,这也是一份很负能量,且不太有趣的工作。其实每一个看似有趣的特殊职业,都很苦很累心。”咨询师小晴告诉新快报记者,外界认为这份职业神秘、刺激,电影《分手大师》中所演绎的各种桥段,其实和他们的日常工作都毫不相干。
虽然合约中明确规定,除非必要,例如丈夫突然外出或者夫妻吵架等,否则不能在深夜骚扰咨询师。但是,咨询师很多时候还是会在深夜接到客户的电话。“我心里难受睡不着”,通常这类开场白以后,电话另一头的客户就不再理会咨询师要不要睡觉,而是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自己的痛苦。
小晴说自己是个“80后”,入行已经有两年了,经过,包括形象设计、心理咨询甚至基本的法律知识课程等专业培训。遇到深夜来电的情况超过10次,“她们不断打电话来絮叨,其实是想寻求安慰。有时我也忍着困意安慰一下,但是大多时候我会让她们在上班时间再打来,因为这种安慰是无效的”。
“劝退”时各种不同方法的使用,让小晴觉得很难给这份职业划分明确的分界线,用到心理安慰却又不是心理咨询,要教正室教穿衣打扮却算不上形象设计。而“骂醒”正室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手法。比如有个妻子每天给丈夫煮好宵夜,结果是“丈夫想吃宵夜的时候就会晚回家”。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养成,而习惯养成者就是妻子自己。“我会明确指责她,今天的结果是她自己造成的。”小晴说道。
为了劝退小三,她们有时要变身演员,充当各种角色,来转移小三注意力。“有时我觉得我们像个婚介所,这种转移目标的方式不就是在给别人介绍对象吗?但又不完全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让她们在生活中发现更多、更好的潜在资源。”为了能积攒各种优质“资源”用以转移小三注意力,咨询师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多地出席各类高素质聚会,或是白领的小圈子聚会等。
小晴就曾经接受一名客户委托劝退小三。经过一周的了解发现,这名小三是个极富文艺气质的人,天天都会去沙龙学画。于是,她对症下药,安排了一位有文艺气质的海归咨询师,以挑刺的方式跟小三搭上了话,混了个脸熟。之后的一次水彩比赛中,这名咨询师故意批评小三的画没有灵气。争辩之中,小三觉得这人是个值得交的朋友,咨询师就这样拿到了小三的微信。随后,这名咨询师将小三拉进自己的艺术朋友群里,他们经常一起去看展、出游,并且介绍一些新朋友给她认识。最终,小三提出要搬家过新生活。
移情法劝退小三颇具戏剧色彩,但小晴说他们轻易不愿意用这种方法。“要设定人物,为小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咨询师精神高度紧绷,生怕暴露了会引起没办法预测的后果。”
康纳说,尤其是对于一些“被小三”的人而言,当发现了自己莫名其妙变成小三时已经受到了伤害,如果再发现有人故意接近她,可能会在双重伤害下做出偏激的事情来。
对于媒体习惯称他们为小三劝退师甚至分手大师,小晴则不能完全认同:“其实我更愿意别人称我为‘爱情挽救大师’。如果一定要说,其实我们更希望自己不是劝退了小三,而是守卫了婚姻。劝退了一个小三也许会再有后来者,治标不治本,其实最终的原因还是出在原配身上。”
到了今天,劝退小三这个看似隐秘的职业已经有更多人在从事。他们的办公环境并不高大上,大多数是租用商住两用的旧式写字楼,几张简陋的桌子、每人一部电话,几个记录本便能开始工作。
在网上搜索“小三劝退”,能够找到几百家提供“小三劝退”服务的机构。“保票子、保孩子、保位子、保面子”等各类毫不隐晦的广告语也随处可见。
更有劝退师会在微博上放出“豪言”:“尝试的结果就是本来能够迅速搞掂的事情(复合),结果白白被自己拖了三五个月,重点是你还难受、煎熬……你要真有这能力,就不会导致今日这样的情况(分手、出轨等)。别荒度时间和金钱在你不熟悉的领域,如果想省钱,倒不如等挽回后再努力赚多点钱。”
只是这一些企业是否真如广告语所说的那样专业有效呢?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小三劝退师”这个行业非常关注,不少“调查公司”借机转型,一些“私人侦探”也趁势改行,甚至有个别缺乏专业能力的咨询师趁机“浑水摸鱼”。
由于工作内容的特殊,在“劝退小三”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专业经验,往往“一出手就伤人、一开口就吓人”,甚至是引发人身安全问题,随时有违反道德和触犯法律的风险和可能。这些本应顾虑的风险,却并没有阻碍这个行业的一直增长,原因是存在需求。
今年7月,本报就曾经报道:近年来,广州市离婚人数总体上呈逐年攀升趋势。其中,一组数据能给人更直观的感受:2010年,广州市共有1.7万对夫妻离婚;2011年,1.9万对;2012年,2万对;2013年,2.4万对;2014年,2.3277万对……到了今年上半年,广州已有11584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即平均每天有64对夫妻离婚。
广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更透露,“今年下半年在广州市各区民政局预约办理离婚手续,普遍要到一个月后才有名额。”有业内人士指出,当今社会婚姻关系中不乏第三者的介入,成为了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也给“小三劝退师”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本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会长舒心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透露,将制订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公约,这或将成为规范“小三劝退师”的服务标准。
想要有效帮助当事人“分离小三,保家卫婚”,不仅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大量的实战经验、实操技巧、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足够耐心。舒心表示,不少机构甚至开出百万年薪来吸纳优秀的婚姻咨询师,可谓“一师难求”。一名合格的咨询师培训期需要6个月以上,而且要边学边干,这样每人至少需要投入30万元以上的学习成本。
另外,论坛上还讨论“小三劝退”工作中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九项注意”。其中,“三大纪律”为认真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绝对保守“二奶、小三”的个人隐私;严格执行“维情用心”、“维权用法”的宗旨。“九项注意”则包括“劝退言行”不得刺激“小三”,“移情疗法”不得爱上“小三”,“移位疗法”不得欺骗“小三”,“介入疗法”不得威胁“小三”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场论坛得出的结论就是:“婚姻咨询师,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当遭遇小三,更多人想到的是向社会上的小三劝退公司求助。不为大众所知的是,各级妇联部门和遍布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能提供婚姻家庭咨询、帮扶服务。只是受制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想,就小三问题向这些官方机构求助的市民寥寥。
新快报记者获悉,妇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均有相关的部门,能够给大家提供婚姻家庭方面的咨询、帮助,但就小三问题向这些官方机构求助的寥寥。
记者日前从广州市妇联权益部获悉,在广州的五羊新城和德政中路都设有妇女维权站点,安排有心理咨询师、律师接待来访妇女,受理包括婚姻家庭等各类求助问题,然而因遭遇小三前来求助的案例并不多。
广州各区妇联权益部门有专人受理妇女维权投诉,并对妇女投诉的问题予以帮助。记者获悉,上门求助的大多是因为遭遇家暴,因小三问题求助的案例同样很少。
除了妇联,分布在各个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可提供婚姻家庭帮扶。据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综合的社会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立超过150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覆盖了全市所有街道。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设有很多的项目组,其中的家庭组就涉及到婚姻家庭的咨询帮扶服务。广州天河区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庭组组长唐明珠介绍,家庭组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例大多集中于夫妻性格不合导致家庭矛盾冲突、家暴,婆媳关系不和引发的家庭问题等,但因为小三问题前来求助的情况很少。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遭遇小三是家丑不可外扬。要让他们克服心理上的压力,登门向官方机构求助很难,甚至连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种公共服务机构倾诉,也不愿启齿。
“现代社会越来越开放,但是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广州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陈立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多年,据他介绍一般人羞于向公共服务机构求助,大量的婚姻家庭问题案例是由社工自己发掘的。
唐明珠所在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庭组受理过不少婚姻家庭案例,她介绍: “市民不愿意因为小三问题前来求助,更多是因为其他家庭问题而来。即便在求助过程中翻出丈夫有小三的旧账,妻子也是予以回避,不愿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求助。”她介绍,在今年受理的一个案例中,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已经恶化,老公和小三保持关系多年,但是一直没离婚。直到房产分割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妻子才找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求助。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妻子更愿意就房产分割寻求帮助,对长期存在的小三问题则选择避而不谈。
此外,不少市民对妇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职能了解不够,不知道原来琐碎的家庭问题也能向它们求助。陈立介绍:“很多市民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缺乏了解,不知道原来家庭矛盾也能找家综协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受理的家庭问题个案,大多不是当事人主动找上门的,而是通过接触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熟人,口口相传介绍而来。”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区妇联的权益部,会根据求助妇女的选择,让律师来进行有关法律方面的指导,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针对妇女求助的外遇问题,多会致电给当事人的丈夫,调查了解情况后,甚至会邀请丈夫面谈,促成两口子之间的沟通。
妇联下属的妇女维权站点,可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遭受外遇困扰的妇女进行情感疏导。同时,律师会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如有需求还可链接资源,为求助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打官司不用花钱。甚至融入了社工服务,必要时社工可介入,对问题进行长期跟踪 。
另外,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面对这类求助案例,有一整套完整、专业的流程。“只要你愿意求助,我们都能帮到你。”陈立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受理家庭个案后,会确定一名社工专门跟进,该社工要与求助者一起制订计划,就介入模式与之达成一致。在这整个过程中,对求助者的档案、资料严格保密,只有其本人、受理社工、督导、主任四人能看到,即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未经允许也不能看。“保密是社工工作的命脉。”陈立介绍,万一求助者的隐私被暴露了,可凭协议,向街道、民政部门投诉相关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与目前社会上的私人打小三公司相比,妇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些官方机构,在处理外遇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多从夫妻互动模式入手,使得小三问题迎刃而解,同时因为是免费服务,具有性能好价格低的优点。
陈立在广州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时,受理过一个因小三问题求助的案例。他介绍,妻子找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说老公在外面有小三,有工友看到丈夫和一个女人在街上很亲密。
陈立了解到这对夫妻的互动模式,求助者是名全职太太,而丈夫一人在外工作,要养一家四口,希望回到家能有温馨的感觉,可是妻子平时行事多疑,脾气比较急。随后,陈立找到这名丈夫,从中调解,引导他多回忆过往和老婆的美好经历、多想一想妻子的优点。陈立也对其妻子进行劝解。两个月后回访,陈立发现这对夫妻的关系和谐了很多。
“我们面对外遇案例,一般从夫妻互动模式入手,不会专对于小三。”陈立坦言。记者获悉,妇联、妇女维权站点也多是从了解丈夫与妻子的相处模式入手处理问题。对于小三,妇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不能直接介入,但能从外遇的丈夫入手。陈立说:“即便外遇的丈夫不同意我们介入,但只要家庭里有一名成员同意,我们仍旧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一般两口子之间的调解,多从丈夫、小孩的方面出发,丈夫还是愿意和我们接触的。如果两口子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小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和小三劝退公司动辄收费几十万元的天价相比,妇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所提供的咨询、帮扶服务均为免费。
“社工和案主没有金钱关系,也就没有利益纠纷。帮你不是为了赚钱,就为了能够真正帮你处理问题。”陈立表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由政府购买服务,因此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免费。“相比外面的那些打小三公司,找我们一分钱不用花,性价比更高。”陈立说。